维护的童贞——对话杨洋
《画刊》：我们从《玛利亚》这件作品说起。在前几年我看到这件作品，我被它传达的童贞与干净的感觉撞击了。我好久没想过这个词了。如果说到童贞，“玛利亚”真该是代名词了。我看这画里可能有两个层次的，一个是“玛利亚”这个形象的纯洁（Virgin），但除了一个一般人们都以为的那个童贞以外，还加上了你杨洋表述的一种童贞。我理解的方向与你的相谋合吗？
杨洋：从2008年以来，我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期，在题材和手法上更灵活和自由。我一直以来最钟爱的表现对象是女性和儿童，关注的题材是命运和心灵。在我的画面中经常出现大片天空和云，其实描述的是我对自由的崇拜和热爱。我一直怀有像儿童般对世界的看法，对于人的长大是童话式的，可以停滞在一个特定阶段。童贞，在通常的理解中是“未明世事、可爱、单纯”，我的理想是“明晰、坦然、纯洁的爱和自由”。用儿童来传达我对自由的热爱，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认为儿童是“未被污染的”，是思想的纯洁。
《画刊》：要说到在西方传统中，表现玛利亚纯洁所使用的物化象征通常是百合花或者玫瑰花，而你这件作品中，在她的脚边，出现了气球和洋娃娃，这两个物品是否与你自身的叙事内涵有关？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杨洋：我创作的灵感往往是突发的，无迹可寻，但是每一幅画的构图却是精心构筑的：人物动态、视角、光影的方向，背景与前景线条的走向，力求在稳定中有动态，在动态中求平衡。所以道具在画面中的作用，除了传达隐喻，也是构图不可或缺的元素。比如《玛利亚》中的洋娃娃和气球，与人物构成了稳定的三角形。同样，作为画面前景重要的道具，洋娃娃和气球的隐喻作用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洋娃娃是大部分女性儿时的陪伴，也是角色代入的载体。一方面，女孩子在打扮娃娃的时候，其实在潜意识中是在打扮自己，严格来说，是未来的自己，所以算是一种实习。另一方面，女孩子在抚慰娃娃的时候，是无意识地履行照顾者的角色，将洋娃娃视为自己的孩子，接受自己的爱。气球是一种标志性的玩具，也是庆典中的必备。从另一方面讲，它轻易就可随风飘移，也极容易破灭。所以这两样道具的含义几乎不言而喻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从与洋娃娃的玩耍，改变为对自己孩子负有责任；从对儿童时光的欢庆，转变为青春的易逝。联系到我自身的经历，自然也是对我还未真正成熟即为人母的感怀。
《画刊》：裸体，我注意到了，裸体的玛丽亚几乎是没有的。你的玛丽亚，既纯洁，又惊世骇俗。
杨洋：我的玛利亚之所以惊世骇俗，不仅由于她是裸体的，还由于她是怀孕的。为这幅作品起名《玛利亚》，是源于《圣经》中玛利亚童贞处女受孕生育圣子的典故。在我心中，女人最美的时刻分别是少女时和怀孕时。虽然这两个状态在现代社会通常是不兼容的，但是我宁愿不理会现实，在我的画面中实现这种美。画中的玛利亚是纯洁的、未经世事的，同时又具有母性和责任。基督教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玛利亚》中，童贞、美、母性——女性之美三位一体。
《画刊》：你曾经中断过创作，在什么时候重新开始的呢？
杨洋：严格来说，我一直没有中断过创作，但是却中断过油画创作。由于我的父母是画家，所以我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对画家应该如何平衡创作和生活有一定的认识。作为一个女人，我热爱家庭生活，认为结婚生子是我愿意走的道路。因此，我在27岁时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母亲。孩子的出生虽不意外，却打乱了我的创作节奏。即使有父母的帮助，我每天的时间仍然被分割成了碎片。油画创作需要一定时间的预热和较长时间的投入，这跟油画这种画种的技术要求有关。我的这些碎片时间不足以完成预热和投入，于是很快我就找到了两种替代手段：水墨拼贴和版画。8年后，孩子长大些了，也就是2006年，我经过多年的水墨和版画创作，也对绘画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重新再画油画，居然是完全不同的新面貌和新境界。
《画刊》：在这样的年龄，按理说已经过了对童贞抱有幻想的阶段，你仍然如此执著地表现这样的主题，是表达了对童贞的歌唱还是缅怀呢？
杨洋：由于我公派留苏的背景，我对欧洲文化有一定的认同。前苏联经典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有一句话：“4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4年前，当我跨过40岁的门槛时，我深深领会了这句话的含义。随着孩子的成长，我自己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女子，成长为一个宽容、坚韧、负责任的成年人。我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回首往事，苦和累都随风逝去，渐近中年的安乐与不惑却日益丰盛。这种安宁快乐很近似我儿时的记忆。从创作层面讲，40岁之后，当我在油画和版画技术手法上日渐成熟并得心应手后，在这之后我突破的是题材和构思的局限。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到中央美院，直到前苏联美术学院的传统教学体系出来，我受到了严格的写实基础训练，同时也由于过分关注物象的真实，束缚了想象的自由。因此，当我达到了技术的自由后，忽然发觉可以抛开现实，随我之意安排构思中的角色和道具。这种境界，才是我真正追求的创作自由。于是，孩童时期的幻想又回到我的心灵中，随心所欲的童话世界成为我现在最喜欢徜徉的土壤。这是我对童贞的歌唱抑或是缅怀呢？我想这两者都有吧。缅怀的是我曾有过的无限大的世界，歌唱的是这世界上无数的孩子和我重获的自由。
《画刊》：个人的生活经验与阅历跟你的创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它们与你现在表达的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杨洋：当我活过了40岁，才对人生有了一点发言权。感触最深的，当属明白了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关系。说直白一点就是：“活明白了，画儿就画明白了。”
